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宪法组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核心要素，宪法的价值取向同样能够在权利规范背后的权利观念以及权力规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得到体现。

参见前引[54]，李洪雷文。[3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前文所揭铃木义男关于概念法学、纯粹法学方法不宜适用于行政法分论的观点，已经对此有所反映。其实，行政法学专论题域本身具有的问题多样性——法律适用、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等维度上皆有专门问题——的特点，注定会使研究者感觉到，简单套用形式抽象化的、教义化的行政法总论，对其所关注的专门问题之解决用处甚少。而被移植的大陆法系行政法知识渊源，在漂洋过海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很难让受影响者从一开始即关注其为何出生。[52]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24页。3.超越传统法学局限，即如何突破以法官适法为导向的行政法学传统体系格局，回应行政法学促进行政目标、任务高效实现的需求。

而与形式法治主义相随的法教义学/法释义学，在奥托·迈耶处也表现为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行政方式法释义学，使行政法最终发展为行为方式——权利救济的固定模式。例如，《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一书，尽管是由若干篇论文构成，但在结构上已经有意进行关切风险规制过程特殊环节、特殊原则和规范，兼顾管理者和监控者角色的安排。在此例子中，导师的要求是第一阶的理由，而该研究生自己对研讨会的看法则是第二阶的，第一阶理由优先于第二阶适用，也即具有排他性。

从理论上说，两者适用的情形应当有所不同，因为并非所有上位法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深入审查，也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放松审查，法院需要根据不同规范性文件的特性作出选择。这种权威的传递过程所通过的是具体内容上的衔接，而非权威的抽象转移。作者简介：谭清值，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对此，法律须规定授权内容、目的和范围。

在规范性文件的领域，本文作者认为影响其理论权威性的因素主要是制定过程和规制领域两个方面，下文将分述之。不过在交警到来以前，一些热心的司机也可以自愿站到马路中间，指挥车流，他们同样可以起到交警的作用，即维护交通秩序。

三是集约节约用地的有效措施。如果说，对于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为肯定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规范性文件具有了相对制度权威性或理论权威性，法院应当对此给予必要的尊重。融资融券业务出现于2010年，但证监会管理这一领域的部门规章——《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直到2015年7月才正式出台，此前适用的是证监会2011年发布的调整两融业务的非规章《办法》。[36] 像这样，为了保证行政的及时性或者为了先行试验而以简单制定程序通过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

这一规定正式确认了法院对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具有附带审查权。(二)及时行政或试验行政需要 现代行政法理论已然认识到立法机关无法为日常行政提供充足规范依据的现实，并指出不得已的应对之道乃是授权行政进行立法。领袖的权威则对应卡里斯玛型权威，两者都诉诸于权威拥有者超越常人的特质。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0～56. [52]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拥有给定的要素禀赋，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构成。

因此，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仅仅审查合法性，而不包括合理性。专家在具体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并不影响他在抽象意义上具有权威。

具体来说，规范的权威性包含有内容独立性、取代受影响者自治状态以及有利于受影响的主体三个特征。公法理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主体被授予的公权力也不能在没有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转授权其他主体。

不过，根据本文作者对于所收集判例的观察，我国法院对于上位法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的适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的，也即意味着法院的审查标准适用层次存在模糊性。绝对的权威事实上是一种正确的代表，需要得到服从。就此，本文作者认为，为避免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层次的模糊性，于理论上有必要建构起引导法院就不同类型的上位法依据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区别对待的标准，法院根据这一标准决定司法审查是否会过度干预行政，并相应适用不同的审查方式。我国《行政诉讼法》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3]这种判断明确而清晰，不需要进行政策考量。采用类似范式的是法国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四分法。

虽然这里的权威性效力与前述及时行政、试验行政有所不同，但两者其实都来源于一般行政权。[41] 显然本条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授权。

[10]参见翟国强：公法学如何对待政治事实，《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17页。在德国行政法上，关于环境和科技问题规则由于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将规范具体化之规范性文件，从而具有降低法院审查密度的效果。

[49] 德国虽然奉行对行政行为极为严格的审查模式，但是在环境治理、规划计划等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仍然对行政机关的决策表现出了高度尊重的态度。根据民主法治理论的要求，司法机关应当做的只是根据立法机关的意志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理解限制行政机关。

国务院以国办发文件发布此通知事实上履行了及时行政的责任，填补了法律操作过程中的空白，理应具有相对制度权威。具体的比较优势理论与因势利导具体框架，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207页。比如，拉兹将权威区分为智识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和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y)。在第二步中，法院并非直接运用法律原则、上位法精神对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进行审查，而应首先检验规范性文件所有的权威性因素，即是否获得了上位法的授权、是否是为了及时行政或试验行政的需要而制定、是否涉及重大事项而应由行政机关承担政治责任、形成过程是否较为复杂、是否涉及较为专业的领域。

在这类情况下，政府各个部门或下级政府根据其部署所作出的政策规则选择即带有了上级政府传递而来的相对制度权威。不过，早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

在法理型权威中，人们服膺于客观的法律制度，个人因占据整个制度中的某个职位而具有支配权。具有传统权威的支配者因获得传统的认可而取得其地位。

总而言之，对于理论权威性，法院不仅要考察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还应当关注其实际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一客观化的外在表现认定其理论权威性的大小。[54]在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规范性文件审查程度的区分虽然尚不明显，但是在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中，法院表现出了对于不同专业性问题的区别对待。

除了立法专门授权这一方式以外，使得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相对制度权威仍然需要其他的条件方能成立。See James E. Anderson, Public Policy-making: An Introduction, 2nd e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2～3.可见，公共政策事项绝非仅仅表现在所谓的红头文件之中，其表现形式亦包括行政法规、行政命令、政府规划等，所以绝大多数公共政策事项并不能进入司法审查程序。行政与司法的关系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专业信任关系或者上级与下级的组织命令关系，司法作为行政的监督者存在，在理论上有责任监督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现实中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判断也确实兼具有狭义合法性和广义合法性审查两种标准。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在英美国家的法院中，普遍采用了针对上位法依据不明之规范性文件有区别的审查层次，面对不同的规则类型，给予不同的尊重(deference)，其区分层次的理由包括行政专业性[8]与立法授权。[55]原因或许不难猜测，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属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机动车驾驶人在获得驾照之前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学习。

推而广之，行政机关除了执行法律规范以外，它们起到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在各个领域中建立起基本的社会秩序，其方式往往是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4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28]可以说，美国法上对于立法授权的限制基本只具有表面意义。另外，行政机关的理论权威与其相对制度权威可以并存。